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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协和”泰斗“湘雅”轩辕张孝骞吗?

2011-11-13 03:17:32 本文行家:扶风

我国西医学的先驱、著名临床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孝骞教授,1937—1947年兼任湘雅护校第四任校长。张孝骞在1921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获得了学习成绩第一名和研究论文第一名两块金牌,并被授予美国康州医学博士学位。湘雅护理百年教育纪念之际,本网谨以此文缅怀一代宗师,并向那些为祖国护理事业辛勤付出的无数工作者致敬。

 

寒门才俊 湘雅医学院的状元郎

张孝骞,号慎斋,湖南长沙市人,生于1897年12月28日。祖父张泽邕,先是务农,后来办起家庭作坊,凭一台石碓舂米出售,换取微薄收入。父亲张浚远,是一名中学教师。
1914年,即将中学毕业的张孝骞,想报考工业院校,却遭到了家庭的反对。父亲认为,家境生活窘迫,希望他到商店当学徒,挣钱养家糊口:祖父认为孙子学业成绩优秀,是公认的第一名,绝不能因家贫而贻误学业。
就在这年冬天,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学会决定合办一所医学院,定名为“湘雅医学院”,学制七年,当年招生。该校董事长彭国钧就是当年长郡中学的校长,他了解了张孝骞的情况后,动员张孝骞报考湘雅医学院。祖父也建议他报考,张孝骞不负众望,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湘雅医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当时他还没全部完成高中的学业,校长破格同意他先到湘雅读大学,并要他自学完成高中学业,再回长郡参加高中毕业考试。这样,张孝骞成为了跨湘雅、长郡两所学校的学生,这件事也成为湘雅、长郡两校师生赞誉的佳话。
湘雅医学院是个新学校,学习环境好,这里有安静舒适的教室,齐全的教学设备,优秀的任课教师,规模较大的附属医院,除此之外,还有足够的作为学费和膳食费的奖学金。
湘雅开办后不久,有一个叫胡美的美国人依靠国际捐款,在长沙办起一所拥有150个床位的医院。此人早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是英国著名内科学家奥斯勒的学生。胡美对湘雅医学院很欣赏,主动提出把他的医院作为湘雅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胡美还担任了湘雅医学院的教授,并以《奥氏内科学》作为教材。胡美经常给学生们灌输和讲述奥斯勒的故事,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学生们对内科学非常感兴趣。深受胡美老师的影响,张孝骞自此决定学习内科学。
聪明勤奋的张孝骞不仅学业上进步很快,而且思想也渐趋成熟。他参加了五四运动的讲演和集会,在《新湖南》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爱国热忱跃然纸上。
1921年,他从湘雅医学院毕业时,考试成绩和临床研究成绩均获得第一,被留校成为一名住院医师。同年,获美国医学博士学位。从此,张孝骞开始在医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上播种、耕耘、收获。第二年,他就被提升为助教和内科总住院医师,踏上了医学道路上的第二个阶梯。



 

年轻时的张孝骞年轻时的张孝骞


 


 

11年湘雅医学院院长 指挥若定的“军人”

“九一八”以后,日寇节节进逼,南京政府不加抵抗,华北已半沦于敌手,国亡可虑,已居协和任教13年的张孝骞担心北平终将沦入敌手,不禁忧心忡忡。
痛苦思索中,张孝骞突然接到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玕的聘书,诚恳邀请他回母校担任教务长兼内科教授。
母校的来信,无疑给正在徘徊踯躅的张孝骞带来了一线希望。他把协和、湘雅两份聘约捧在手上,不断的交换着,他将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中国、沦陷、亡国奴、…..”这些残酷的字眼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痛苦的心在悲愤中颤抖着。
“不!”他下定决心,决不在敌人铁蹄下生活和工作!他找到主持内科工作的美国人狄瑞德,直接告白:“北平即将沦陷,我不愿在沦陷区工作。”
狄瑞德为难地说:“我们正准备再聘你四年啊!你在消化系统方面的研究刚刚有了起色,这么一走,将会前功尽弃!”
没等他说完,张孝骞就打断了他的话:“值此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前途已经显得没有意义了。……”
“你想去哪里?哪里是你的避风港?”
“我想回母校,回湘雅医学院,那里也需要我。”张孝骞递给了他湘雅的聘书,直率地说:“其实,我并不是想找一个避风港,只想找一个地方去尽一个医生的职责。”
狄瑞德沉默了。他实在找不到理由拒绝他的请求。“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但是,”狄瑞德欲言又止,“你可以先接受湘雅的聘请,能不能推迟一年离开?”
“行吧,”张孝骞如释重负。就这样,张孝骞一边担负起了湘雅教务长兼内科教授的重任,一边仍然留在北京继续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一边还要做着搬迁长沙的准备。
1937年7月,张孝骞风尘仆仆回到了湘雅,看着眼前熟悉的青树屋舍,回想起当年那个在这里苦读的少年,张孝骞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这时的湘雅医学院已完全由中国人自办了,由于名声鹊起,学校还招来了许多外地的借读生,教学规模有所扩大,其教学医院亦为伤病员提供了服务。张孝骞决定在这里继续他在协和没有完成的事业。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秋天,长沙也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此前医学院院长王子玕也辞职去了江西,学校一时无人主事。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当年的高材生张孝骞,希望他继任这个职位。
张孝骞感到为难了。他回湘雅,原只打算一是教书,为灾难中的祖国培养一些医学人才;二是在教学之余,把中断了的研究工作部分地恢复起来。如今,群龙无首,诸事无着。接受院长的位置吧,辛苦操劳不说,研究工作是绝对做不成,学术上的抱负也无法实现,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白白毁掉;不接受吧,又何以对得起董事会和师生们的信任,何以对得起这所培养、教育过自己的学校!危难之际,他毅然放弃了个人的意愿,挑起了院长的重任。
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向南推进,湘雅已经无法在长沙生存下去了。张孝骞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经过一番思考,做出决定;“西迁。湘雅培养的人材是属于中国的,我不能眼看着湘雅毁在日本人手里。”
为了学校的大搬迁,张孝骞成立了迁校委员会。与湘雅第一任校长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颜福庆谋划着西迁地址。1938年10月11日,全校 40多吨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26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及其家属,辗转一个星期,胜利到达目的地贵阳。两周后,湘雅师生在这里上起了第一堂课。
不久,广州、武汉相继失守,长沙城在“文夕大火”中几为灰烬。湘雅建筑群侥幸保存,护士学校却遭解散。
有人这么评价:张孝骞真是有神通,美国人反对搬迁,不给经费;国民党政府大员纷纷南逃,无人管事;社会秩序混乱不堪,道路堵塞,交通工具奇缺;全校师生员工虽大都同意南迁,但毕竟拉家带口,机构臃肿。张孝骞凭着严密的运筹和计算,竟然在很短时间里把一切处理得有井有条。而张老后来提及此事也有些后怕,也庆幸当时果断的搬迁决策,还诙谐地说“广西爽约,对湘雅来说,难道不是塞翁失马?”
随着时局的变化,敌人对我国的封锁和包围日紧,东南亚与太平洋战争逼近,学院外援经费来源日益困难。学院已经背起了沉重的债务,举步维艰!
正在他一筹莫展时,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到贵阳调研,这一消息无疑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盘旋——只有争取改国立,湘雅才有出路!他连夜起草了改国立湘雅医学院的申请书和改革方案。第二天,他组织全校师生员工来到距城十多公里的三桥,欢迎陈部长的到来,并递交了申请书。他向陈部长陈述了湘雅如何历尽艰难险阻坚持办学的过程,以及既要发展医学教育事业又不想依赖外援的想法,陈部长被感动了。1940年8月1日,教育部下达批文,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
国立湘雅医学院成立后,经济困难有所缓解,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也稳步发展。他深知,作为一所学校,越是战乱时期,越是要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于是,他在全院发起了征集院训的活动。这一活动激活了年轻学子的热情和创造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生们各抒己见,开始一次“智慧大聚餐”。
大家把草拟的院训交给张院长。张院长宝贝似的一遍又一遍欣赏着这些作品,仔细琢磨着。不久,“公勇勤慎,诚爱谦廉”,作为湘雅的院训;“求真求确,必邃必专”,成为湘雅的院风学风。次年,“国立湘雅医学院院歌”也诞生了。
从此,百年湘雅,祖祖辈辈传承着这16个字,而那首院歌也被一代又一代的湘雅人吟唱,唱响五湖四海,传遍大江南北,至今仍然荡漾在湘雅园里,是湘雅百年颂歌的主旋律,…..
1944年,日军到达广西与贵州边界,后撤的国民党政府军队占领了学校的房屋,正常的教学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了。许多师生认为学校再也办不下去了,纷纷自动离校。
12月8日是湘雅建院30周年纪念日。寒风凛冽,风雨交加。清晨,同学们像往日一样聚集在那简陋的操场,等待着张院长召开特殊的朝会。
张院长来了,气宇轩昂,风采依旧。在这原本应该欢庆的日子,他却要宣布一项残酷的决定。
“今天是我们的生日,作为院长,我没有更好的礼物送给大家,仅以院训互相激励……。大家不要灰心,要克服困难。不管学校迁往何处,有我在,就有湘雅在。”听罢张院长临行前的宣言,同学们无不唏嘘落泪。
“长沙张仲景,医学溯先贤, …..历尽艰难颠沛,壮气直无前。院训指薪传,….. ”不知什么时候,张院长大声唱起了院歌,接着整个会场飘扬着湘雅院歌那悠扬动听的旋律。
“同学们,我们又得出发了!……”
张孝骞率领湘雅师生员工,再次踏上了流亡之途。
时值严冬,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张院长决定让一批学生先行离开,自己和另一批老师则暂时留守贵阳,以便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第二年春节前夕,张孝骞亲自押送最后一批器材物资抵达重庆。
原以为到了重庆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谁知那里已人满为患,难民遍布街头。张孝骞去找教育部,教育部早已自顾不暇,形同虚设;张孝骞找到亲朋好友,有人笑他迂,有人表示爱莫能助。无奈、失望、烦恼、愤懑再次充斥着张孝骞的心头,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朋友借给他一个兵工署的仓库,作为学生宿舍,他们用竹子盖起了简陋的教室和实验室。
1945年3月,湘雅医学院正式恢复上课了。张孝骞费尽心机,颠簸辗转,终于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再一次保住了湘雅医学院!据相关资料统计,在张孝骞领导的八年流亡办学中,先后毕业六年制本科生174名,占建国前湘雅毕业生总数的49.6%。
流亡求存,呕心沥血。听说抗战期间关了门的协和医院正在恢复,张孝骞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念头,“我才48岁,还可以当一名教师,可以做一名临床医生,也可以追回那医学研究的美好岁月。”他决意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职务。然而,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极力主张他继续主管湘雅行政,教育部也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张孝骞只得着手筹划将湘雅迁回长沙的事宜。
1946年夏天,在他的指挥和带领下,迁校任务全部完成。也在这时,美国国务院邀请张孝骞去讲学一年。1948年4月,张孝骞的辞职报告得到批准,他终于可以卸去这副肩负了11 年的沉重担子。



 

毛泽东与张孝骞握手毛泽东与张孝骞握手


 


 

31年协和医院内科主任

1923年9月,张孝骞有幸参加了协和医学院的进修班学习,从事临床工作和基础研究。来进修之前,他就想,这次到了协和,一定要利用那里先进的条件,使自己的知识结构能有新的积累和更新,为今后在临床医学方面开辟新的更广泛的领域。到了协和之后,他便一头扎进了医学的海洋,如饥似渴,废寝忘食。不久,人们都知道内科的进修班来了一个“读书狂”。 

张孝骞在湘雅医学院是总住院医师,早已是当地的名医,经济、社会都有了一定的地位。而到协和来他只能从住院医师做起,而且经济收入也会相应减少。尽管有这些损失,但是协和医学院先进的医疗设备、精密高效的实验室条件、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都让张孝骞为之动心。他决定留在协和医学院。
1924年1月,张孝骞正式来到了协和。做了半年的住院医师后,他凭借自己的实力,重新被升为助教,第二年升为总住院医师。1926年,他被送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学习一年。在霍普金斯医学院,他师从哈罗普教授,进行血容量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与临床关系密切,没过几天他就拿出了一份十分详尽的研究计划。哈罗普看了计划后,直竖大拇指,赞不绝口。
在血容量问题上,医学界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东西。比如,对糖尿病人的治疗,当时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为了测定血容量的变化,首先需要建立测定方法。用一氧化碳来测定血容量,当时仅仅适用于动物实验。张孝骞想:如果能在临床上把这个方法建立起来,无疑是对医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他的想法得到了导师的赞扬和认可,于是,他每天埋头于实验室中,夜以继日、废寝忘食。那些在常人看来单调的曲线和枯燥的实验数据记录,都让他感到无限的乐趣。因为他懂得,每一组数据,都在证明实验工作正在向前不断地进展,这个课题关系到数千万人的身体健康,关系到他回国之后,如何解除国人的痛苦。想到这,他似乎有了无穷的力量和信心。
经过一年的努力和付出,张孝骞终于完成了论文《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并在美国临床研究会上宣读。那天,他向世人宣布:掌握了糖尿病酸中毒病人的血容量下降情况,就可能更大胆地采用外补液的方法来恢复血容量。利用一氧化碳的测定,对其它类型的病人也可根据血容量的变化,找到相应的治疗依据。论文宣读完毕,世界上许多知名的医学家都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表示祝贺,认为这是临床医学的一个巨大进步!这篇论文的成功,成为张孝骞在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和一个崭新的起点。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期满,张孝骞怀揣着回国护照,去向哈罗普教授告别,教授对他放弃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事业的辉煌前景表示不解和惋惜。教授认定,张孝骞是一个很有才华、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血容量研究上的成功,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如果能在美国继续进行肾上腺的研究,相信他会继续做出优异成绩,取得新的突破。况且协和的条件、设备、资金远不及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
张孝骞的心也酸了,一年来,教授对他培养和鼓舞让他永远难以忘怀。但很快,他就坚定了决心。早年为了中华的崛起而立志习医,如果留在美国就违背了自己决心走医学救国道路的初衷。他向哈罗普教授表白:我的祖国、我所在的协和医学院更需要我。“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与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
回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张孝骞,主持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其中,第一项实验是测定甲状腺机能亢进和甲状腺机能低下病人的血容量的变化。
他通过反复观察病人的临床表现发现:甲亢病人心跳快、烦躁、易疲乏等症状,由此推断,其循环机能可能失去了正常,血容量可能增加。同样的,甲状腺机能低下的病人则可能有相反的结果。之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设想,医学文献上更没有明确的结论。张孝骞带领一班人马立即投入了工作,实验很快就完成了,其结果和张孝骞的设想完全吻合。这项成果在美国的《临床研究》杂志上发表,再一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水肿现象在医学上是常见的,研究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临床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类疾病的血容量,医学家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水肿病人由于全身水分过多,所以血管里的水分也就过多,使得血液稀释了,血容量必然增加;而另一种则不同意这种解释。
张孝骞通过实验证明:血浆蛋白低时,血容量也下降,即低蛋白血症不是血液稀释、血容量增加,反而是由于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血容量减少。这是他在研究糖尿病酸中毒患者的血容量降低、以及甲状腺功能亢进、肾病营养不良性水肿等病人的血容量变化以后的新发现,也为临床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即对血容量下降的水肿病人需要采取增加血浆蛋白的办法来医治。张孝骞在医学领域不断地开拓和征服,使他成为血容量研究方面名副其实的“大家”。
30年代初,为了填补协和医院的空白,学校决定成立消化专业组,当时主持协和医院内科的狄瑞德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孝骞。
从此,张孝骞又开始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医学领域——研究消化病理。他创建了第一个消化专业组,并对胃的分泌功能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发热时胃酸缺乏的暂时性》、《胃液分析的组织胺法》、《维生素A缺乏症时的胃液分泌》、《肠系膜淋巴结核模拟胃器质性病》、《阿米巴痢疾的乙状结肠镜检诊断》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他第一个在临床上使用组胺法化验胃液分泌,并提出发热对胃分泌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新论点,从病理生理上阐述了发热病人不愿进食的机制之一。这些论文,有的至今仍被国际上引用。
他对阿米巴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结核性腹膜炎、消化性溃疡等作了大量研究。其中以胃、十二指肠溃疡的系统观察和腹腔淋巴结核的诊断尤为突出。他还研究了胃溃疡与胃癌的关系,发现良性胃溃疡恶变者属少数,在5%以下。
张孝骞是一匹永不停步的奔腾的飞马,他勇敢而勤奋地在医学领域里谱写着一曲又一曲的凯歌。因优异的工作成绩,张孝骞于1932年晋升为副教授。第二年,他又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布龙菲尔德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了半年的胃分泌功能的研究。
1948年,张孝骞回到了阔别11年的北平,回到协和主持内科工作。他在灰砖绿瓦的协和建筑前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11年,物是人非,依稀旧物在,多少青春被虚掷的遗憾化作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
回到协和的张孝骞成了医学院的一名骨干,他为医院四处奔波,招揽人才。在他的感召下,许多朋友从南方,从海外,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初具规模,先后成立了消化、心肾、传染、血液、呼吸等几个专业组。医学院的教学工作很快走上正轨。1952年,恢复后的医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走上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战线。
1948年,张孝骞以医学教育与内科临床的出色成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与郭沫若等人一道成为我国首批81名院士之一。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期间,张孝骞开始研究当时国际上很少有人涉足研究的领域,进行胃运动功能的研究,并卓有成效。
1962年9月,张孝骞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校长。60年代,他主持制定了胃肠炎病的国家重点科研规划。还根据国际国内医学发展的需要,在协和内科筹建遗传专业组。
70年代末,张孝骞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中国消化学会的成立并任名誉主任委员,长期主编《中华内科杂志》。
他常说:“对待每个病人,我都有一种愧惑不安的恐惧感,都要谨小慎微地反复考察,力戒马虎从事”。
60年代中期,一位女病人来协和医院就诊。她有一个奇怪的症状:得了感冒就发生休克,在这之前,她曾到别的医院求诊,经麝香草酚浊度试验,结果是高度不正常,因而被诊断为肝炎。张孝骞检查后,怀疑不是肝炎,但一时下不了结论。后来了解到她30年前临产大出血,正是张孝骞为她输血救的命。张孝骞把30年前的这段历史与这次的症状联系起来,诊断为希恩(sheehan)氏综合征。30年前临产大出血,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功能减退,造成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激反应的缺陷,故病人受到紧急感染时就会发生休克。她的麝香草酚浊度试验所表现的不正常,正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于是,张孝骞让她服用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病情很快好转。
上世纪70年代末,张孝骞确诊了一例间叶瘤合并抗维生素D的低血磷软骨病。这种病在世界上极为罕见,这一例报道是第8例,患者多次发生病理性骨折,站立困难,被诊断为腰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服用大量维生素D和钙剂均无效,长期医治不愈。张孝骞仔细研究临床记录,又检查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立即想到这肿物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物质导致钙磷代谢异常。手术切除后病理诊断为间叶瘤,瘤细胞在电子显微镜下显示分泌颗粒。术后患者钙磷代谢恢复正常,症状很快消失,一年后随诊无复发。
一位病人因痰中带血下肢水肿入院,化验结果发现是尿中有红细胞,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会诊,初步检查后也同意这个诊断,并且拟订了治疗方案。事后他反复思考,决定做进一步检查,发现患者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线索追踪发现病人患的是游走性(移行性)血栓静脉炎。静脉炎造成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以假象。后来按新的诊断进行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张孝骞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对人体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溃疡、腹腔结核、阿米巴痢疾和溃疡性结膜炎等有较深入的研究,被喻为我国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



 

纪念张孝骞的邮票纪念张孝骞的邮票


 


 

65年医教生涯 赢得世人爱戴和敬仰

有人说,张孝骞倔强、执拗,吃苦耐劳,敢做敢当,是典型的湖南人辣子性格,骡子精神。他认定要做的事,头撞南墙也不回;对不懂或不了解的事情,他绝不随声附和;对不勤奋的学生,他有时会暴跳如雷;对不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当面训斥,毫不留情面。
1957年,八年制的协和医学院停办,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向中央直言进谏,他写道:“建国以来,由于国家的迫切需要,医学教育不得不照顾数量,缩短年限,因而降低了质量,这是一时的权宜,原是迫不得已的。其中主要的缺点是在错误地强调了全国医学教育的一致性,没有在某些具备条件的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医学生。这个错误的影响,在医学科学研究亟待展开的今日表现得特别明显。”
中央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卫生部、北京市委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研究决定,同意以原协和医学院为基础,恢复长学制教育,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张孝骞被任命为副校长。
1955年,张孝骞被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后,每月有100元的津贴。他硬要将这笔钱退给中科院。中科院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就把这笔钱存入银行,直到1966年,他把存折上的13000余元全部上交了。
解放初期,他的儿子友会从湘雅医学院来到协和医院内科实习。时任协和医院内科主任的张孝骞对友会说:“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你不能在任何人面前泄露我们的关系。我仅仅是你的老师,你也仅仅是我的学生。”友会照办了。公开场合,他不敢叫一声“爸爸”,直到实习结束,秘密才被暴露出来。
1979年夏的一天,张孝骞突然对内科的同事提出去上海休息一段时间,大家感到奇怪,张孝骞在内科工作了几十年,从没有主动休息过。后来,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当年报考医院内科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叫张振新的学生,是张孝骞的孙子。张孝骞怕留在这里,会给阅卷、录取工作带来不便,因而刻意回避。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家被抄了3次。他被频繁抓去批斗,一次次地被提审质问,“造反派”想利用他给某些领导治过病,企图从他那里找到“证据”,但他忍受着疼痛和屈辱,坚守着:医疗资料,是医生在履行职责时记下来的。我有义务替患者保密……
周恩来总理得知他的处境,寻找一切机会解救。1967年的一天,周总理突然通知张孝骞去给他看病,实际上是对张孝骞的关爱和保护。1970年,周总理指定他出席欢送医疗队到西北去的大会。从那以后,他才恢复了丧失4年之久的人身自由。
平反后的张老更是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注。1974年,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得知年近80岁的张老仍步行上下班,立即叫卫生部解决其用车问题。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强迫张孝骞写文章“批邓”,被张孝骞拒绝。他们便以张孝骞的名义写了一篇污蔑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关人员虽然对张孝骞表示了歉意,但始终未公布事实真相,张孝骞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明原委,邓小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托人带信给他,让他卸掉思想包袱……
1981年9月2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在政协礼堂庆祝张孝骞教授从医60周年。那一天,陈慕华、康克清、王首道、钱信忠等中央领导、首都和外地的医学界代表200多人前来向张老祝贺。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为张老题词称颂他“风范长存”,邓颖超亲手把一只用鲜花编成的花篮赠给张孝骞。
1985年12月18日,是张孝骞88岁华诞。这一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下午2时举行我的入党宣誓大会,颇多誉词,深感惭愧……护士送来花束,医院送一玉雕装饰品,医科院送来一寿字蛋糕。热情洋溢,耗钱过多,十分惭愧!”两个“惭愧”,让人们感悟了这位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耄耋老人虚怀若谷的情怀。
在张老的心中,湘雅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一直是他的牵挂。1986年8月 , 老人不顾手术后身体虚弱,重游抗战时期湘雅医学院在贵阳的旧址一一湘雅村。站在清清的南明河畔,抚今追昔,老人感慨万千,想当年这里战火纷飞,荒榛野莽,人们在这里求生存求学习。如今这里已是一片工人新村,鳞次栉比的楼房,宽阔整洁的马路,小山村已是贵阳市的交通要道、繁华闹市了。他欣慰地笑了。一年后,90岁高龄的张孝骞终因不堪肺癌的折磨,溘然长逝。巨星陨落,敬佩他为人治学的同事、受过他谆谆教诲的学生,悲痛万分,他们同情他一生坎坷的经历,钦佩他作丝如蚕的精神。
1992年,国家邮政部门发行第三组《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医学家张孝骞与数学家熊庆来、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建筑学家梁思成一并入选。
1998年,由卫生部举办的“中华医魂”大型评选宣传纪念活动中,张孝骞教授作为杰出代表入选。
2008年12月28——29日,北京协和医院、湘雅医学院相继举行纪念大会,共同纪念张孝骞教授诞辰110周年。人们缅怀学习这位医学先驱的为师为人、治学行医。斯人已去,先生严谨的查房方式,写大病历,求真求确,……,已为医学人代代相传与效仿。
“轩辕举大计,领师生辗转楚黔渝,历尽颠沛,令湘雅文化扬天下;泰斗施仁术,率弟子驱除慎恐惧,饱经蹉跎,赢协和美名驻杏林。”一个医生,用65年的医学实践,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他是当之无愧的卓越的医学科学家和教育家,堪称一代宗师、学界泰斗。芳林新叶催老叶,清流前波让后波。祝愿张孝骞教授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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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我叫陈黎,于2010年被中南大学这所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录取,现在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名学生。